葡萄牙憲法學者和政治家簡能思是澳門回歸前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而他曾一度認為澳門的政治制度會有不同的演變。「就像中國在2000年代一樣，我以為澳門會有從西方角度來說更民主化的演變，甚至是讓北京向世界展示其尊重高度自治，但這並沒有發生」，他總結說。
祈東耀曾是里斯本的法律哲學導師，後來在澳門成為捍衛開放的主要聲音。他曾相信「香港將能夠向北京施壓」，而這將「逐步」帶動澳門的「民主運動」。但他的結論是，「中國已經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不再在乎宣示誰是老大、港澳由誰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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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國在2000年代一樣，我以為澳門會有從西方角度來說更民主化的演變，甚至是讓北京向世界展示其尊重高度自治，但這並沒有發生」
葡萄牙憲法學者及政治家 簡能思
《澳門平台》邀請他們評論目前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回歸25年後的今日，兩位都對「小圈子選舉」有相近的分析。在《選舉法》有各種正式的限制，北京也或多或少有非正式的影響力。
雖然分析相似，但祈東耀對他所說的政治「倒退」，更多的是失望和批評。他認為「事情不一定要這樣」，而且「本來就不是這樣」。但法律制度和政治實踐造就了今日的局面，「旨在保證中央政府、共產黨精英和地方領導層之間的配合」。
簡能思的觀點雖然相近，但較溫和。首先，因為他認為民主不應該被視為一個封閉的系統，完全根據西方的主流標準；相反，他認為「民主可以依據不同的環境，以不同的方式建立」。他認為，葡萄牙「沒有條件—或許英國更有條件」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批評，因為無論怎樣，澳門首長的選擇「現時都比1999年之前透明得多」。
他經歷了馬俊賢（Pinto Machado）、文禮治（Carlos Melancia）和韋奇立（Rocha Vieira）等澳督的任命。他憶述，這些澳督都是葡萄牙共和國總統「一人選擇」的結果。雖然諮詢澳門意見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但他們遵循的是「他們認為合適的標準」，他們可能會因為葡萄牙的政治局勢而感受到某些限制，例如在韋奇立取代文禮治的事例中，「這一點是最明顯的」。
「法團式」選舉
簡能思解釋，《選舉法》確立了選舉是「非普選」，「不是所有選民都有選舉權」。雖然「本質上」選舉權是「直接」的，但其實是「間接」的，因為行政長官是由400名人士組成的行政長官選委以多數票選出。本媒提出，這選舉權也可以形容為「法團式」，簡能思亦認同。
這是因為除了50名來自第四界別的委員（22名立法會代表；12名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14名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以及2名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外，其他350名是由工商和金融、文化和社會服務界等預設界別的代表提名所組成。
今年有6,200名合資格投票人，上一屆2019年則有5,700人。他們都通過了由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組織和監督的程序。管委會負責查核每名選委會委員參選人的資格。選委的法定比例如下：工商、金融界共120人；第二界別共115人，其中包括4個界別分組（文化界26人；教育界29人；專業界43人；體育界17人）；第三界別共115人（勞工界59人；社會服務界50人；宗教界6人）。
祈東耀不僅同意「法團式」的說法，甚至稱之為「寡頭主義」的過程。他認為，「除了50位第四界別的選委之外，選委會的其他350位成員中，有120位代表工商和金融界」。他指出：「當我們看教育甚至文化領域時，代表這些領域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人，他們主宰了在這些範疇投入的資源。」
選舉的限制還包括選委人數和履歷、界別和收到的提名。簡能思還提到第3項限制，這在《選舉法》中沒有明確規定，但按《基本法》的字面含意，在選舉結束時，中央政府若認為有需要，可以基於政治原因，無需經任何程序，拒絕任命獲大多數選票的候選人。
這確實「從未發生過」，但「也從沒這需要」；因為在這個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有一種「不成文規定」，讓北京可以對選擇施加條件，而無需採取這一最後的手段。「從6,200名投票人的選擇開始，這可能比較困難，但仍遵循一定的標準」；然後遴選選委「也發揮重要的作用」；最後，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獲得祝福」。
「以往中央政府做得比較低調，這顯示中央政府非常重視維護高度自治的形象（…）但中國已經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北京『不再在乎宣示誰是老大、港澳由誰作主』」
法律學家及評論人 祈東耀
「透明、擺明車馬」
祈東耀憶述，除了區宗傑與何厚鏵競選的那一次外，行政長官選舉總是只有一位候選人參選，而且已經得到中央的支持。而即使是當時，「我深信區宗傑並不是為了挑戰北京而參選，而是為了給人一種有選舉競爭的印象」。
祈東耀認為，香港最近為國家安全立法，證明中央政府對港澳特區高度自治有了不同的態度。雖然中央政府「一直有能力影響」港澳的政治決策，但「以往中央政府做得比較低調，這顯示中央政府非常重視維護高度自治的形象」。但「現時的情況不再是這樣」；相反，北京「不介意擺明車馬地做」。他總結指，事實上「不再在乎宣示誰是老大、港澳由誰作主」。他認為，這種態度必然會反映在今年澳門的行政長官選舉中。
2023年12月澳門通過新修訂的《選舉法》，主要圍繞加強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祈東耀認為「這些修改對選舉程序沒有甚麼改變」。
雖然選委會現在確實有明確的權力要求高度的愛國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但祈東耀認為，實際上「所有這些都已經得到保證」，即使是以更「非正式」和「低調」的方式。這就是為甚麼他認為，嚴格來說，相較於原本就有的「政治慣例」，最新的修訂在法律字面上「甚至引入了更大的透明度」。
「無論怎樣，現時澳門首長的選擇，都比1999年之前透明得多」
葡萄牙憲法學者及政治家 簡能思
在澳門，「從來沒有過民主，但過去有言論、結社、集會、示威的自由⋯⋯以及某種開放性，讓我們展望制度逐漸民主化。這並不是基於北京的主動，而是因為過去的分析認為，社會最終會向一種形勢讓步，這種形勢在香港更強，但也會牽動澳門」。然而，「當所謂的泛民候選人被禁止參選，而支持直接選舉的自由派代表——也就是那些有別於緊跟中央的傳統社團——也不能參選，之後的發展就很清楚了。」祈東耀指，在2024年，這種「倒退」將會「完成」，並總結，行政長官的人選將反映出「北京在澳門特區命運中的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