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冼麗莎（Tereza Sena）撰寫的《康熙皇帝與徐日昇：中國與西方的對話》於上月出版。這本著作圍繞曾為中國康熙皇帝擔任顧問長達 36 年的耶穌會傳教士托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亦即徐日昇。
徐日昇在 17 世紀的中國的外交和政治舞台上獲得了一定影響力。Guerra & Paz出版社的這本新書，描述了這位葡萄牙人的經歷，反映出這一獨特的歷史背景。正如此書在摘要中寫道：「本書無疑將激發讀者，對這位為東西方對話做出貢獻的宗教人士不同尋常的生活的好奇和興趣，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親近關係和跨文化對話」
「當轎子走下大三巴的長長的樓梯時，徐日昇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他再也不會是原來的那個人了。他在曆法方面的專長傳到了滿清皇帝的耳中。皇帝非常年輕，卻是最龐大和最傳奇的帝國的主人。這個帝國幾乎在遙遠的葡萄牙的小村莊佩德雷羅的另一端，徐日昇大約二十六年前在那裡出生，並在那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這位皇帝想要他在氣勢恢弘的宮廷做事，便派了兩個使者到澳門接他，由五百名士兵護送，以便盡快將徐日昇帶去宮廷。這是位對數學和曆法非常有興趣的神父。」
這段摘錄激起人們對冼麗莎這作品的主人公的好奇。他在書中展現出的獨特性有助於揭示更多耶穌會士與北京宮廷的關係，以及他們在有近 200 年歷史的欽天監中所扮演的角色。「徐日昇是其中一位在宮廷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很少。遵循利瑪竇早在一個世紀前實施的策略，當時有四、五個傳教士為皇帝服務」，這位歷史學家解釋說。她自 1988 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研究澳門，以及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傳教活動。
徐日昇是其中一位在宮廷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很少。遵循利瑪竇早在一個世紀前實施的策略，當時有四、五個人為皇帝服務。
冼麗莎（Tereza Sena）
她補充，這些傳教士在清廷的任務有兩方面。一是與皇帝在一起，可以在反基督教運動等衝突出現時平息衝突，因為他們能確保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緊張局勢。另一方面，他們結識到北京的大臣，以當這些大臣管理帝國的不同地區持，彼此的關係更密切。「他們執行關係政策，以確保地方傳教得到保護」，她描述道。
在清朝官吏之中
傳教士在中國官方等級制度中沒有地位，被皇權視為侍臣。徐日昇是享受這種親密關係的人之一。他為皇帝提供各種服務，其中之一是擔任樂師，教他演奏管風琴。「他是第一個在中國用中文撰寫西方音樂論著的人，因此他出現在清代的史冊中」，這位作者又提到這位耶穌會士擅長的其他領域。
首先，他在1688 年到 1694 年間領導欽天監八年。「在這裡，已經有了對話，因為確保了西方知識／科學在一項重要任務中發揮作用，那就是推算天文曆法、彗星軌跡、洪水，以及其他對皇帝極為重要的問題和執政良好的證明，因為中國本質上是一個農業國家」，她具體解釋道。
1689年的第一個中俄條約談判，是這位耶穌會會士的另一個里程碑。《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邊界，消除了兩國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這讓和平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這位學者強調。
這一成功使康熙在1692年頒布了所謂的容教令。「天主教第一次不再被視為異端，開始有了對宗教的寬容，沒有自由，但有寬容。」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這位神父的故事是獨一無二的，可以寫出不止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還有其他有趣的地方。這一歷史敘述分為多個部分，面向公眾，也涉及東西方關係和澳門的角色。「它展示了澳門通過提供這些傳教士，在人才培養和與北京聯繫方面發揮作用，以及耶穌會士如何影響澳門事務」，這位歷史學家說。
它展示了澳門通過提供這些傳教士，在與人才培養和與北京聯繫方面發揮作用，以及耶穌會士如何影響澳門事務。
冼麗莎（Tereza Sena）
這位主角從他踏足中國首都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舞台」，當時已經有他寫的文章。冼麗莎指出，在那時，他的文章是「值得讚揚的敘述」。
「我重新構建了一個集體旅程。有關耶穌會士的培訓，他的—也是許多其他人的—海上航行，直到他到達北京。我們沒有太多具體的資料，所以我從文本和知識的拼貼開始，構建一個不考慮時間順序的元文本。我感興趣的是創造一個關於傳教士的籌備和海上航行的集體敘述。他是其中之一。」
除了像徐日昇這樣的耶穌會士留下的記錄外，還有很多歷史故事。「但由於沒有來源，很難構建」，她強調。
這位出版過60多本著作的歷史學家承認，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於這一主題，而合作至關重要，因為有助於克服語言等障礙。「人們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還有待瞭解。著名的漢文文書（中葡兩國在澳門交換的中文官方文件）是一個信息來源，我們已經可以在這一文件中找到聯繫雙方的人，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