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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過別枝

INES LEI 李凱欣

有一定數量的澳門人開始意識到澳門並未提供高質量的生活基本條件。除政治、社會及就業等存在不明朗因素外,2019年疫情及清零政策亦令到一些本地人開始思考離開澳門。離開澳門是沉重的,但最後他們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城市空間的狹窄 思考在別處生活的可能

曾經任職中學教師的吳文源在2019年離開澳門,以投資移民的方式移居英國。吳文源表示移居他方的意識最早大概始於2011年的旅行。這次歐洲之行讓吳文源意識到外地生活的不同,醞釀了在異國他鄉體驗不同生活節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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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和澳門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景讓吳文源印象深刻 : 「最大分別在於空間,澳門是一個比較迫的城市,雖然生活上比較方便,但是確實生活的空間好少。」社會大不同的還涉及規劃的理念。「澳門很少會願意空一大片草地出來甚麼也不做,好似有地方都要起樓」。在教育界做了10多年老師的吳文源,雖然實現了年少時當老師的願望,但這次行程卻讓他驟然覺得外面世界很大,「想make a change,我想生活形態有些不同。」

澳門很少會願意空一大片草地出來甚麼也不做,好似有地方都要起樓

前中學教師吳文源:

移民在2019年成真。雖然移民決定主要為實踐當年體驗生活的初心,和政治無關,但早年香港的社會運動及政治浪潮也觸動了吳文源思考 : 民主自由的空間會否慢慢收窄。

「與2019年的政治事情無關,因為剛移民,香港才發生政治事件,反而和2014年的政治事情有點關係。」但移民外地,最主要還是生活形態的不同,以前一般放假就會去旅遊的吳文源認為澳門本身活動的空間少,可以選擇的活動比較少 : 「我都會思考,為何一放假,就要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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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來到異地生活,也成為別人的指南針。吳文源表示身邊詢問他移民生活的朋友越來越多,從開銀行戶口到車牌轉用,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具體。

疫情經濟變卦 為下一代尋找新的生活空間

曾在外地留學的小淇(化名),因為感覺澳門生活苦悶 ,早幾年曾經有萌生離澳的念頭,但並沒有認真計劃。但一場疫情,改變了小淇的思考方向。真正讓她考慮離開澳門的原因,是無止境的動態清零和封關 : 「關鍵是 『618疫情』 切身處地感受到『清零』失去基本人權,帶狗跑步戴錯口罩也是犯法等國際笑話。」即將成為媽媽的她,不希望子女再經歷戴住口罩的生活。她認為不可能斷斷續續停課,社會也不可能無止境地與世隔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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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滿政府的防疫措施,近年社會環境的變化也讓她思考下一代的將來。「在『618疫情』可見,主流媒體只有『正能量』不容批評。官員只會找借口解釋自己的錯誤。而未來更不知道,甚麼時候做甚麼事說甚麼話會犯法,生活不確定性極高。再者,經濟惡化,工作沒有前途,也要考慮小朋友的將來,在澳門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經濟惡化,工作沒有前途,也要考慮小朋友的將來,在澳門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待產的媽媽小淇

等待新生命的到來、仍在計劃移民中的小淇表示,澳門已經變了,不再是她值得熱愛的澳門 ; 而她對於外國環境並不陌生,因此不害怕在新地方重新開始。「外國月光不是特別圓,也必然遇上困難,但至少發展空間和選擇會比澳門多。」

從城市空間 到言論空間
去年從澳門撤退的,還包括一部份駐守澳門多年葡萄牙記者。

去年3月,葡文媒體《句號報》爆出澳廣視(TDM)葡文新聞部記者被施壓,要求報道配合宣傳愛國主義及中央政府政策,又口頭警告不接受的員工可能被解僱,事件引起社會關注。隨後一年,澳廣視葡文部記者多人離職,Hugo和Inês便是離職的一份子。

「他們給了新的指導方針,禁止我們披露與中國和澳門政府的政策相悖的信息或發表意見。基本上,我們被告知,TDM不再是一家生產新聞內容的媒體公司,而是政府的喉舌。」這次會議對Hugo和其他一些出席的記者而言,不能繼續為TDM工作的念頭立即變得很明顯。同在記者會的Inês表示此前已經多次反對類似的事情,但這次是一個非常明確和直接的命令,認為繼續留在TDM沒有任何意義。

讓他們萌生離開澳門念頭的,除了作為記者的報道空間被收窄外,還有整體的空間及社會環境。「我和我丈夫對澳門的總體環境越來越不滿意,這使這個城市對我們失去了很多吸引力。我們都覺得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一個不太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我知道這對許多外國人來說可能沒有甚麽意義,但作為一名記者,我們對這個城市了解更多,她的倒退是令人痛心的。」

我和我丈夫對澳門的總體環境越來越不滿意,這使這個城市對我們失去了很多吸引力。我們都覺得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一個不太自由和開放的社會。

Inês Gonçalves,前TDM 記者 於2021年離澳

考慮到凡此種種,他們決定返回葡萄牙。

離開澳門 並非毫無代價

對於離鄉別井的人,重新出發,並非毫無代價。對於吳文源而言,當中除了穩定及頗高的薪酬,還有專業的發展。「(是)困難的決定,和成本有關,因為我做老師,亦做到管理層,人工確實不錯。收入穩定。私框保證了學校收益的七成要給老師作為薪金,除此以外,還有津貼。」以教師為夢想的他表示,離開澳門未必能夠重回老師一職,因為英國資歷框架及文化和澳門不同,加上移民的限制,因此會失去持續發展自己專業的機會。

對於已來澳多年的Hugo和Inês也同樣不容易。Inês表示離開是極其困難的,但並非一個艱難的決定。「我至今仍覺得當初的決定別無選擇。縱然選擇顯而易見,卻並不意味這不是痛苦的抉擇。我真的視澳門為家,我真的很遺憾事情變成了這樣。」

Hugo表示離開一個自己所愛的、在那裡生活了16年的城市,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話雖如此,他也清楚地知道,他所認識並愛上的那個城市已不再是原來的樣子 : 「我有幸曾經認識一個澳門,一個非常自由和熱情的城市,那時我對她的未來感到樂觀,充滿信心。當我在2021年7月離開時,澳門已經失去這些特質。」

我有幸曾經認識一個澳門,一個非常自由和熱情的城市(…)。當我在2021年7月離開時,澳門已經失去這些特質。

Hugo Pinto,前TDM 記者 於2021年離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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