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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之境—民主派缺席的一年

Ines Lei 李凱欣

一年前,澳門選管會宣佈撤銷民主派的議員參選資格(DQ事件)。澳門立法會不僅迎來29年來首度的民主派缺位,並在經濟低迷及失業率高企等危機當中渡過。事隔一年,吳國昌及鄭明軒表示,最大的變化是監督和公共討論。學者余永逸認為,過去民主派議員都未能有力改變政府政策,但他們在問政方面應較現屆立法會更能向政府施加壓力

一年前,澳門立法會選舉出現最大規模的DQ事件(撤銷參選資格),七張直選名單共23人,被選管會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和「不效忠澳門特區」的原因而取消參選資格。當中包括民主派元老級人馬吳國昌、立法會最年輕議員蘇嘉豪、陳偉智及鄭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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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幾近全面退場,這一年剛好遇上澳門爆發三年以來最嚴峻的疫情、失業率高企及博彩法修訂,社會氣氛前所未有的低迷。核酸檢測站及滿街招租的商舖,成為最新的城市面貌。然而,社會過往的反對聲浪尤如消音,前所未有的寧靜。

儘管如此,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過去一年,立法會對政府的施政明顯比以往較少發表意見。他又以博彩法修訂為例,指出議員都很少公開發表意見,又認為「立法會裡好像沒有多少議員能從市民的角度,反映對博彩業的發展和期望。」

余永逸表示,面對防疫政策,立法會不但照單全收政府的建議,更沒有仔細討論相關政策的內容,尤其是動用財政儲備方面,立法會在沒有具體使用方案的時候很快通過同意增加動用儲備。「看來新一屆立法會更強調跟行政當局合作,但問政方面的工作就進一步被弱化。」

「看來新一屆立法會更強調跟行政當局合作,但問政方面的工作就進一步被弱化。」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無用之用的議會生態
1992年吳國昌首次參與便進身議會,在此之前,坐在會議上的議員罕有發言。他的出現,不僅打破立法會沉默寡言的歷史悶局,更開創立法會向澳督直接提問的先河。被問及如何看待過去一年立法會的轉變,30年未錯過任何一次議程前發言的他指出,「目前的主要改變是消除了議員公開辯論及監察政府的功能。」一年前接替吳國昌跑第一線的鄭明軒認為議會沒有了民主派,太陽如常升起。但無論如何,DQ事件,並沒有令官員的工作更為容易。

「目前的立法會主要改變是消除議員公開辯論及監察政府的功能。」

民主派元老級人馬吳國昌

他又以香港偶像團體MIRROR演唱會的意外觸發社會焦點為例,表示客觀上即使反對派都灰飛煙滅,言論空間進一步收窄,這些觸動到公眾在乎的事情大家仍然非常緊張,社會會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找到答案。「只要有你在乎的事情時,人人都會去找答案,找真相。」

在議會邊緣起舞的中間派或成政治泡沫

一場疫情,更突顯了中間派的窘境。鄭明軒表示過去議會上存在質疑政府及支持政府的各種角色,「在社會中有不同的角色在對話,沒有了民主派的議會的一年,中間派自動填補了政治缺口,說明社會本來是有這些需求。」「本來均獲兩邊支持的中間派,現在彷如去到議會邊緣。」他指出這些中間派議員如果現在仍拒絶跟主旋律起舞的話,「他們可能所受的壓力及挑戰會比以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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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逸指出,從政府政策內容的層面而言,有沒有DQ事件可能沒有太大分別。但當6月份社區爆發疫情,澳門社會就開始有聲音批評立法會議員沒有反映民意,與此同時,中間派的議員才大力度發表意見,看來是為市民消消氣,但對防疫政策沒有帶來具體的變化,而市民的不滿亦沒有因此而紓緩。

「疫情的爆發,或許也是中間派泡沫的爆破。」

「疫情的爆發,或許也是中間派泡沫的爆破。」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鎂光燈外 沒有了舞台的民主派還有出路嗎?

80後的Sam坦言一直對民主派毫無好感,卻也不認同把他們排除在體制以外。DQ事件加上疫情,他表示對政府在防疫的表現十分灰心,「覺得投票也好像石沉大海,本來也找不到誰可以代表自己,現在便更加死心,現在也已較少留意本地新聞。」

「覺得投票也好像石沉大海,本來也找不到誰可以代表自己,現在便更加死心,現在也已較少留意本地新聞。

「80後」Sam

告別選舉後,鄭明軒回歸家庭,自言現在的生活主要是陪伴年幼的兩名女兒成長。一年前臨危受命,閃眼亮相尤如煙花一閃,有後悔過當天挺身而出嗎﹖

鄭明軒認為現在的時勢,無論誰入了議會,在推動法案還是社會議題都會非常困難。但對他而言,議會的功能並非只存在於選民將監督工作外判給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代表。「就算沒有了議會的舞台,只要有人的社會,多元及利益充突的元素存在生活的細節處處都有意見。澳門業主會便是一個小的代議民主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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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逸指出,民主派議員的存在可縮減政府與市民的鴻溝,過去民主派議員都未能有力改變政府政策,但他們在問政方面應較現屆立法會更能向政府施加壓力,從而獲取市民的認同和諒解。「雖然過去民主派議員都未能改變政府的政策。但若他們仍留在立法會,他們在問政應較現屆立法會更能向政府施加壓力,反映更多市民的意見,要求政府官員更詳細的解釋政策。」

另一方面,若民意是極之不滿政府的某項措施,民主派或可透過公民參與加大力度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值得留意的是,民主派過去能改變政府政策都不是從改變議會內的支持,而是透過公民社會的動員,2014年反離補法運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平行時空下的立法議會

疫情期間,政府特事特辦。鄭明軒形容抗疫的撥款方向亦不透明 ,更遑論任何監督工作。「看好盤數本身都是議會的任務,暫時未見到更加好的監督。這些都是立法會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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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社會面對未來不確定,政府顯得毫無頭緒,市民無所適從。他認為在人心不穩的時候,應以人的需求為優先。「在經濟低迷,有好多人有不幸的情況,需要被照顧,需要被接住,在社會氣氛會互相猜疑的時候,其實我們需要強調每一個人都需要被支援,在這個方面我們見到議會做到的地方其實很少。」

鄭明軒指如果從議會或者議員角度出發,一個城市跌倒要再站起來,可以做的是在社會缺乏信心時,透過更加好地監督政府來讓公眾重拾信任的可能,同時也可以讓政府更好的服務大眾,議會對政府更加多的監督對政府或澳門整體有益。

「(議員)可以做的是在社會缺乏信心時,透過更加好的監督政府來讓公眾重拾信任的可能。」

被撤銷參選資格的候選人鄭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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