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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星期我呆在葡國。那裡的新冠疫情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已經非常小。
事實上，在歐洲，到處都是這種感覺。把鏡頭帶回東方，在台北，我們記起病毒日是中國所代表的夢魘。當我們到達澳門時，在飛機上等待的一個半小時有兩個目的：一是為隔離做好心理準備，二是祈禱行李箱的消毒程序，不會毀壞我們的衣服，正如許多人所遇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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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遇到的現實比這要糟糕得多：一位帶着五個孩子的母親，其中一個孩子被綁在她的背上，她被迫自己把行李放到車上，工作人員沒有提供任何幫助，只是看著、默許這位女士的狼狽。應該說，這名婦女不懂英語或中文——只懂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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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沒有得到任何工作人員的幫助。他們只能說中文和勉強能說些英文，顯示出澳門與中文以外的市場打交道方面一直存在的不足。表格是中文或英文的，顯示出澳門中葡雙語管理的惡化（我甚至提出為那女士提供一份葡文的表格，但被告知沒有）。炎炎夏日，在機場的頭兩個小時是在一個沒有空調的房間裡度過的，最後六小時是幫助這位女士處理對她支援不足的問題。「我不知道澳門會是這樣的，給我的印象很差。」她感嘆道。
而歸根究底，澳門現可準備她未來想要和需要成為的模樣——一個吸引外國人才的國際化和有吸引力的城市。儘管政府的措施和意圖都指向這個方向，但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因為僅僅實施顯而易見的東西是不夠的，政府必須知道具體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並儘快填補這些差距。因為變革下，這一頁的翻轉得又快又好。有些事不是用疫情就能推搪。
*《平台媒體》執行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