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土生葡人眼中回歸後的澳門 - Plataforma Media

3名土生葡人眼中回歸後的澳門

在澳門回歸中國前,他們曾經歷過 「憂慮」、「不確定性 」和 「持續悲傷和擔憂 」的時刻。3名土生葡人在澳門或外地向《澳門平台》介紹了在這一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歷經的「微妙時刻 」。「土生葡人社群一直從事外交。每天都在做外交工作」。

Maria João Ferreira到里斯本時「很反感」。那是1966年的夏天,她16歲。這名土生葡人陪同父母前往葡萄牙旅遊,享受漫長的假期。這是每4年為當時在葡萄牙領土工作的公務員提供的假期。Maria João還記得她於那一年7月30日或31日抵達葡萄牙首都。幾天後,父母二人「代表澳門參與了薩拉查大橋開通儀式」,她的母親,來自瓜爾達、藍眼金髮的葡萄牙人,是澳門利宵中學副校長,而父親則是澳門土生葡人教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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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João Ferreira

上世紀60年代,澳門仍未有高等教育,這名年輕的土生葡人最終在里斯本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在葡萄牙管理這一中國南部地區的最後時刻,這位土生葡人又在澳門生活了3年。她在退休基金會工作,1993年她在香港一家醫院送走父親的弟弟,詩人及澳門土生葡語堅定的支持者、筆名阿德(Adé)的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叔叔。

她向《澳門平台》表示:「我的叔叔對澳門回歸中國感到難過,他曾說不想活著看到那一天的來臨 。」

阿德於93年3月死於肺氣腫。「澳門的告別」這首在回歸10年前創作的詩,證明了他在過渡時期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傷痛」:「我們不想讓你去/你也不想去/但我們是誰/在這個有權有勢的人的世界裡」。

Maria João Ferreira既不像「阿德叔叔那樣激進」,也沒有「對葡萄牙的狂熱、瘋狂或執著」,但承認她無法在電視上觀看「葡萄牙國旗降落」。最大的擔憂是回歸後葡語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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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迷失方向」的悲傷

Maria João Ferreira前往葡萄牙幾個月後,受文化大革命啟發、反對葡萄牙政府的民眾運動「一二.三」事件在澳門發生。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間協助毛澤東鞏固權力的紅衛兵在澳門出現,導致當時17歲的 Rogério Luz全家移居巴西。他在接受《澳門平台》訪問時憶述:「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我們家傭的兒子,他是這個革命團體的一員,這使她與人說話時小心翼翼,害怕連他們也遭受無法倖免的後果。」

Rogério Luz

聖保羅市成為了家。在那裡,Rogério有了家庭、傳統和根源。在那裡,他帶着「持續的悲傷和擔憂」看主權移交,儘管他認為這移交「不可避免」─「歸根結底,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他強調:「在歷時多年的過渡談判中,中國的智慧佔了上風。還有其他國家會這麼做嗎?本來中國一個簡單的命令就可使葡萄牙離開該領土,不用繼續維持土生葡人社群的特權。」

在觀看葡萄牙廣播電視公司(RTP)直播的主權移交儀式後,Rogério開始努力保留澳門記憶。就這樣,他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創建了「土生葡人記憶計劃」和「土生葡人專欄」博客,傳播與澳門和土生葡人社群相關的訊息。

「我們每天都在做外交工作」

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於90年代中期在葡萄牙買樓,但他從未入住過。他承認,由於當時在保留葡語和國籍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在主權移交前幾年,他感到「有些擔憂」。有幾個原因令這位律師留在了澳門特區:除了因為自己不是公務員—里斯本重新把這些公務員納入自己的國家體制—飛文基表示,在葡萄牙管治的最後階段,在社群之間存在某種「綏靖運動」。「當時維持現狀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當時,備受土生葡人社群信任的何厚鏵已被擬定擔任未來的行政長官。」

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1987年簽署的《聯合聲明》規定,在1999年主權移交後的50年期間,澳門將維持其權利、自由和保障不變,類似於香港的規定。然而,北京通過一項針對香港這一前英國殖民地的國家安全法,以回應持續數月的民主抗議活動,而《蘋果日報》的停運表明中央政府越來越多地介入香港事務。在澳門,媒體也是新時代觸目的一面。今年3月,澳門廣播電視葡文部的記者收到指示,要遵循愛國編輯路線。在政治方面,泛民主派參選人因不「效忠澳門特區政府」而被取消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

飛文基認為,北京的逐步介入是可預見的:「自治將於2049年結束,這並不意味著到那時一切才會改變。我本來希望至少在最後的10年才有效過渡,但香港的動盪自然加速了這一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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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澳門土生葡人承認自己處於「完全預期的狀態」,儘管他不考慮離開。「我們正在經歷微妙的時刻,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整個世界似乎都在反對中國,而中國也作出了某種回應,而我們—在這裡的葡萄牙社群—陷入了交火之中。在澳門,我們必須聰明。土生葡人社群本質上一直是外交家。每天都在從事外交。這與自由無關,這是在特定環境中存在與否的問題,因為如果不是,我們就要離開。 」

「我們通常傾向於謹慎行事」

Rogério Luz表示,他與巴西人談論澳門時「頗為自豪」。告訴他出生的城市的進步和「東方拉斯維加斯」的高博彩收入。回到澳門時,他感到「一種悲傷」,「甚至令他迷失了方向」:「因為再也找不到曾經在青少年時期快樂生活的那塊土地。」

在談到「政治形勢和中央政府對澳門的逐步干預」時,Rogério強調土生葡人的一個特點:「受中國智慧的教育,我們通常傾向於謹慎行事,這也是土生文化的一部分。」

Maria João Ferreira則談到一個非政治化的社會。「每個人都為給窮人的補貼感到高興,許多人認為政府照顧他們是件好事。」儘管她相信,就最近的事件而言,「會被時間沖淡」。這位獲里斯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澳門文化旅遊中的澳門土生美食》的里斯本「澳門之家」發言人稱,不認為中葡聯繫是一張白紙,並認為將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史遺產名錄(2005年)和將澳門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美食城市(2017年)等決定「為澳門帶來巨大的延續力量 」。

「我在此引用一位著名學者魏美昌的一句話。他說,如果不保護澳門繼承的拉丁文化和文化遺產,隨著時間的流逝,可能會導致澳門變成另一座中國城市,或者將其變成鄰近珠海的附屬品。」

當回到這片土地時,她注意到日常生活中「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在澳門的一些葡萄牙人社群中持續存在的「殖民精神」—「他們移居澳門是為了搖晃澳門幣的大樹,看看它是否會滴水,總的來說,葡萄牙人製造了一種少數民族聚居區,他們不混居,也不學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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