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的前、中、後 - Plataforma Media

隔離的前、中、後

心理學家表示,要注意由隔離引起的問題,同時還強調政府應該儘量縮短隔離時間。雖然,曾經歷過隔離的人承認,這比預期更加容易接受,但是隔離時間太長了。一些人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隔離期是21日,住在由衛生局指定的酒店房間裡,每天提供三餐和四次測溫,不允許探訪。除了上網外,可以說是與世隔絕。最近一段時間,甚至連窗戶都不能打開。這就是澳門的隔離措施,對所有獲准入境的人都是強制性的。
目前,約有2,000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今期《澳門平台》,訪問Carlos Simões、Cecília Ho、羅婉儀、Michael Lei及Celia,有關隔離時的感受。他們當中,沒有人覺得隔離是痛苦的。
Carlos Simões說:「因為我可以通過很多方式自得其樂,所以隔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影響。」
他在隔離前,與經歷過隔離的人交流過,他覺得這十分有幫助。隔離期間他確保取得所需要的東西:工作、書籍和單車機,然後借此機會充分閱讀和休息。他說:「我的日常生活基本沒有變化,唯一的區別在於我不能上街散步。我從未感到過焦慮不安。這是我第一次隔離,我還有這些陪伴,但我覺得第二次隔離可能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在半年內,Cecilia Ho經歷過兩次隔離。第一次是在八月份,在麗景灣酒店隔離了14天,第二次是十二月,在中國大酒店隔離了21天。她說:「第一次隔離的時候,我想到自己會獨自呆在一個房間裡,我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孤獨感。但是,因為我安排好了14天的活動,我在情緒或心理上都沒有感到難過。」她稱:「在作息方面,因為最後一家酒店的條件不好,我睡得比較少。」
這位馬拉松運動員,從7:15到22:30消磨時間的方式,就是每天在房間裡跑步5km、觀看Netflix、回覆郵件、通過Zoom工作。她說:「下次我會給自己準備更多的活動。」
但她提到,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難。天氣寒冷就是其中之一。她說:「酒店沒有提供暖氣設備。我不得不蓋兩條毛毯,在睡覺前洗個澡保暖。」
飲食是另一個負面因素。雖然出於健康考慮,偏愛素食,但她感歎道:「飯菜非常糟糕,沒有任何營養價值。我認為他們是想削減開支,但是食物會影響身心健康。讓人難過的是只有白米飯和蔬菜可吃。」
羅婉儀也經歷過兩次隔離,第一次是八月份,在麗景灣酒店,第二次隔離是一月,在皇庭海景酒店。這位教師表示:「我對這兩個地方都很滿意,但是21天太長了。」她說,由於第一次入住時床上有異味,她已將清潔工作作為一項日常活動。
和其他人一樣,Celia也從經歷過隔離的人士口中得知注意事項,並做好準備。她說,比想像中要快:「只是在剛開始時,我感到很焦慮,因為我不熟悉環境,沒有調節好。但是當我習慣了之後,一切變得更容易了。」
Michael Lei表示:「除了缺乏鍛煉,體重增加和精神不振之外,我沒有任何身體上的不適。在心理層面,因為之前我在香港,社交距離的措施下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隔離的孤獨生活就沒有那麼煎熬。」他來澳門是為了與他已經一年不見的家人相聚:「即使如此,沒有任何與他人的互動,21天太長了,這無疑測試了我們的極限。」


最低限度

香港精神科醫生Willy Wong客觀地表示,已經與疫情共處一年,列舉了一些隔離所導致的後果:社會隔閡、離群、壓力、恐懼、焦慮以及抑鬱的狀態、易怒、憤怒、情緒疲憊、麻木、創傷後壓力和其他情緒。
面對這種情況,這位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主任認為,政府應該開始考慮隔離時間的最低限度。他說:「應該儘量縮短隔離時間。」
他說:「重要的是,確保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以及幫助他們管理壓力。必須設立一個健康熱線,以提供心理和精神病方面的支持。」他指出:「同樣重要的是,衛生服務機構應與人保持密切聯繫。」
Cecília Ho希望,政府能夠監管更多的指定隔離酒店,徵求那些提供隔離服務的酒店的意見,使他們優化和改進。只有首次隔離是免費,Cecília Ho在第二次隔離時花費8,400澳門元。她指出:「第二次的隔離費用是由我們自己支付,所以品質應與價格相稱。最起碼要保證有一個安全舒適並讓我們感到舒服的環境。」
她還建議,允許每天至少在室外進行一次體育運動,並要接受監督,確保遵守安全措施,例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這是保持理智的一種方式。最後,我認為21天隔離的最後一周可以在家裡完成。」
她對酒店的接待方式表示不滿,尤其是第二次隔離的時候:「酒店的服務人員缺乏專業性和同理心,在客人的需求方面也沒有做到位。毛巾三個星期都沒有更換過,還需要我們自己清洗。我來月事的時候,要求他們提供一些衛生用品,他們竟然告訴我無能為力。所以我不得不讓一個朋友將這些轉交給我。」她稱:「我們不像是客人,更像是囚犯。」
Celia對進餐時間感到不滿,因為這和她所習慣的時間不一樣。酒店11點提供午餐,下午5時30分提供晚餐,餐飲有三種選擇,但主要是中餐。她對此打差評:「有一段時間我感到有些厭倦,因為我的飲食通常比較健康。」她稱:「幸運的是,我是一個比較宅的人,因疫情原因居家隔離並沒有給我帶來不便。」
Carlos Simões也有同樣感受。他稱:「這似乎和我的日常生活一樣,早起工作、吃午餐,再繼續工作、做運動、吃晚餐、看電視,然後睡覺。」

隔離之後

Michael Lei的房間網路不暢,使他無法按計劃工作,這也讓他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玩遊戲、看書和睡覺上。之後又居家隔離7天,這是衛生局的建議。他稱:「很奇怪,我不再被局限於這25平方米的房間內了。我有一年多沒有見過家人和朋友了。我無法想像如何再回到一段正常的社交生活,因為在香港,禁止兩人以上長時間聚集。」
羅婉儀在結束隔離後,也覺得放鬆了,她努力地將負面情緒和思想拋掉:「我嘗試着不去想像自己被困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不去想像自己不能外出辦事。除了送貨員以外,我沒有見過其他人。」
心理學家Willy Wong表示,即使隔離結束,也必須注意所帶來的影響:「現在或者不久之後,會出現與隔離有關的心理問題。」
除Carlos Simões外,訪問的人在港澳兩個城市都擁有家庭和工作,所以他們都必須在香港和澳門之間往返。
目前,由於「回港易」政策已生效,他們可以免除隔離。儘管有免除澳門和廣東人的例外政策,但他們承認已為最壞的情況做好了準備。
羅婉儀表示:「如果新冠疫情繼續下去,香港和澳門之間的人員流通限制將繼續存在,我已經準備好了再次隔離。我在澳門工作,但我的家人在香港。」她的工作涉及周邊地區的研究。
Cecília Ho表示:「作為香港和澳門居民,我在這兩個地區都有住所,我已經開始接受隔離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Célia稱:「儘管21天的經歷並沒有很糟糕,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我們是人類,我們需要互動。與他人保持聯繫非常重要,尤其是與我們最喜歡的人保持聯繫。」她決定接受這件事,而且已經一年沒有見過在澳門生活的家人。
她說:「儘管困難重重,但我還是決定前往澳門。幸運的是,由於實行了回港易政策,我將不必再進行一次隔離。」她還指出:「我知道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但我只是希望這種豁免能繼續下去,直到我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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