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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烙印 烏拉圭婦女誓追究前獨裁政權

法新社

當 Ana Amoros成為烏拉圭獨裁政權的獵物時,拷問者對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脫光衣服,用馬鞭虐打並強暴了她。

1973至1985年間,在軍事獨裁政權統治下的烏拉圭,被無處不在的國家暴力所籠罩。Amoros是為曾遭受酷刑和性侵受害人尋求法律公義的28名前政治犯之一。

在烏拉圭法院首次提起刑事訴訟的九年後,這些婦女將於明年三月向美洲人權委員會提交案件。

1986年烏拉圭恢復民主政制。民主的到來或許帶來一些改變,但婦女卻變成了犧牲品。

當時新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阻止對獨裁時期的罪行展開調查。對像Amoros 一樣有受暴經歷的人來說,這項不公義的法律意味她們要揭開當年的真相、追究當權者變得難上加難。

「婦女的屍體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戰爭的戰利品」,對72歲的Amoros來說,這種切膚之痛仍未遠去。

曾經有「南美瑞士」之前的烏拉圭,如今仍被認為是南美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對於軍事政權的殘酷過去,國內仍然存有爭議。在將近12年的獨裁統治期間,數以萬計人民遭受酷刑拷問、殺戮、被失踪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迫害 。

「婦女的故事近年才受到重視。對這段歷史一直是男性化的敘事,一種非常男性化的敘事,」現年66歲的前政治犯Luz Menendez說。

Menendez被捕後一直囚禁在La Tablada郊區一處專門用來關押左翼異議人士的莊園。她仍然記得,刑求迫供的人這樣跟她說:「女孩,別擔心!你會活著離開這裡……但是既然你是共產黨員,你會求上帝讓你死,因為我們將把你逼到瘋狂的邊緣……」  

獄中的嚴刑拷問 

像其他左翼反對者一樣,阿莫羅斯,梅嫩德斯、布倫達·索薩、伊馮娜·克林格勒和阿納希特·阿霍拉尼安都在二十多歲時被關入大牢,嚴刑拷問。

自2019年以來,法新社記者收集了她們的證詞。

Amoros 曾是一個武裝無政府主義組織 Oriental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Orientales 33 的成員。她在保護一處秘密基地時被捕。到達軍營後,她被扒光衣服。「我被蒙住了雙眼,但我知道男人很多。他們用馬鞭不停打你,全身上下不停地打。」

她記得吉爾伯托·巴斯克斯上校 ( Colonel Gilberto Vazquez )。他給了她一杯咖啡和一支香煙,但是當她拒絕開口時立即變臉,「他很生氣,那是他第一次強姦我」,阿莫羅斯幽幽說道。

「我一直以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會咬他!抓他!我以為我會踢他的生殖器!我以為我會為自己辯護……但是我當時甚麼也沒法做,甚麼也做不了。」 

巴斯克斯上校因其在獨裁時期所犯下的罪行,目前正被軟禁。

Klingler 在學生時代已是共產黨的一員,後來她在一家醫院被捕。

「我從沒想過,我會看到如此恐怖的黑社會,他們可以毀了一個人,僅僅是因為他們可以這樣做!」

一根刺

69歲的Sosa,當年是左翼民族解放運動、城市武裝游擊隊「圖帕瑪羅斯」(Tupamaros)的後勤支援小組成員。她21歲時在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郊區一間安全屋中被捕。

「前左派總統何塞·穆吉卡(Jose Mujica)也屬於這個組織,當時圖帕瑪羅斯正處於發展的鼎盛時期,就像羅賓漢一樣劫富濟貧,受到人民愛戴,加入他們是我夢寐以求。」

Sosa在被囚期間受盡折磨,被綁架者用一種叫做「刺棒」的裝置電擊乳頭和生殖器。

在一次密室審訊中,一名游擊隊成員被帶到她面前。

「他們把他帶進來,看著我被虐打,迫他招供」,不想記起,未敢忘記,在爭取到歷史公義之前,Sosa要不斷憶述這段痛苦的經歷。

涉及當年刑求及性侵罪行的約100名被告主要是軍人,他們的代表律師沒有回應法新社的採訪要求。

男人的務實  婦女的沉默

許多曾被國家機器傷害的婦女無法與家人談論她們的傷痕。

「你可不可以談這些事?那是第一個問題。之後你能講得清嗎?你又說得出來嗎?」退休醫生Klingler嘆道。

「圖帕瑪羅」前成員Ahoranian直言,獨裁統治結束後,男人採取了更為務實的態度,並說服婦女不要追究針對她們的罪行。

「就是這樣,我們已經重新生活了,我們也經歷了整個過程,由它過去吧!」71歲的農藝師Ahoranian無奈地說出,家人與她的一段對話。

本身是作家的Amoros曾經陷入一段長時間的沉思,如果沒有政政權留下的傷害,她的人生將會是怎樣,「我會想,我可能會是一個怎樣的女孩。受了很多苦之後,在性方面也影響了我,令我很難滿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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