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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消失的悼念    

蘇嘉豪*

很高興能夠接受《澳門平台》的邀請,參與「平台議會」這個全新項目, 與其他葡語系國家和地區的代議士共同暢所欲言,善用偉大的言論自由,涉足不同政治和社會議題。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說過:「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

每年六月,春夏之交,不少澳門人都自覺憶起並以行動悼念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一件世界歷史大事——六四天安門事件。31年前,數以萬計、佔了總人口很大比例的澳門人走上街頭,社會各界齊聲譴責血腥鎮壓,沉痛哀悼為民主獻身的無辜學生和人民。在這個最起碼早在1960年代已經開始籠罩「中國控制」的小社會,總算保留了一點民主自由的火種。

從1990年6月開始,澳門的民間團體每年在市中心的議事亭前地——澳葡時代的重要政治中心——自發以燭光和平悼念六四。澳門人曾一度因為1999年而擔心悼念的自由將不復再,但六四活動總算得以順利過渡至中國屬下的特區時代,即使期間曾有將近20年(1995年至2013年),澳門當局刻意伙同親政府的學生組織在悼念現場數百米外舉辦「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試圖製造騷擾和侮辱。

然而,踏入第31個年頭,事情陸續出現微妙變化,既有的人權自由恐怕出現消減跡象。

儘管與往年不同,今年全球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澳門卻成功地錄得零本地感染和零死亡個案,當局早已宣布重開賭場、恢復上班上課,還推出政策刺激外出消費。但此時,澳門當局堅持利用所謂「防疫」理由,完全不按照傳染病防治和集會示威的相關法律規定,選擇一刀切禁止如常的六四燭光集會,甚至連另一個民間團體發起1至5人參與的極小規模集會也被禁止,對比順利抗疫的社會實況,很難不令人強烈譴責這是出於選擇性的政治動機。若果政權連一個和平集會、一盞微弱燭光也容不下,注定成為國際眼中的一樁政治笑話。

再者,防疫的借口之後,還有哪些借口?

近期中國強推香港版國家安全法,更繞過香港本身的立法程序,當地已有親政府人士揚言參與和平的六四集會可能會惹上官非;在另一個特區澳門,即使早在2009年已通過本地立法程序制訂國家安全法,六四集會也一直安然無恙,當前卻已有親政府人士鸚鵡學舌、上綱上線,批評是「攻擊中國政治制度」、「不符合愛國標準」的活動,這種論調的步伐似乎一致得「事前經過彩排」。

一直以來,澳門都是中國極少數能夠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每年的點點燭光,都把一個國家的兩種制度照得通透。但種種跡象可知,從前天賦享有的、依法享有的人權自由,不是理所當然,更須加倍珍惜和捍衛。

*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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