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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由鄧小平引入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兩個五年任期的限制，使領導人間的權力交接能夠以和平和可預見的方式進行。這一措施的特殊意義不僅在於國家還在治療文革所留下的創傷以及對毛澤東人格崇拜的影響，還在於其面對其它列寧主義類型的一黨政權的創新性。當時向前邁出的這一步，創建了一個更偏向由集體思想領導的模式，而不是由個人所提供的邏輯；特別是1993年從江澤民開始，開創了國家領導人（受任期限制）、黨和武裝部隊（這兩個職位不受任期限制）十年權力交接的周期。
2012/2013年間胡錦濤和習近平之間的領導人換屆，是前任領導人放棄了所有職位「裸退」的範例。這一模式獲得了國際的讚賞，也十分有助於國家發展和黨派合法性進程。
這個體制的結構現在正處於傾塌的風險之中。中共中央提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兩個任期上限的提案是一種倒退，是誤入歧途。集體領導的形式可以更好地糾正錯誤，並緩解一些內部的複雜態勢。全國人大的這一步準備打開一發不可收拾的缺口。雄心勃勃與短期穩定可能會轉變為中長期的不穩定。問題不只在於這個措施向外界發出的訊息；在內部，延續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即使目前的領導人是開明的，也可能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從中會跳出許多不開明的暴君，在新時代徘徊遠古的影子。
馬天龍 02.03.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