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最終被保釋，但他們未來的日子不會太輕鬆。鄭明軒、莊璟珉和白傑明表示，北京方面將繼續收緊由民主人士策劃的青年民主運動的緊箍咒。
如今在談及香港爭取民主的鬥爭時，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是一定會被提到的名字。這一切都是從雨傘運動開始的，最終他們成為對抗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叛亂一代的象徵。由於這一抗議活動（被認為是主權移交後對親北京派系最強的挑戰），他們被定罪，並因「非法集會」而被捕。上個月，黃之鋒和羅冠聰在服刑兩個月後獲得保釋。終審法院於本月7號發出上訴許可，並將於2018年1月16日開審。與此同時，法院批准延長了黃之鋒和羅冠聰的保釋外出時間，並准予尚未完成程序的周永康保釋。學者莊璟珉、新澳門學社前理事長鄭明軒、記者白傑明均認為，這些民主人士被監禁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鄭明軒表示：「雨傘運動及其失敗可能是『快樂抗爭』的結束——人們認為他們可以隨意集會遊行，然後安然無恙地返回家園。」
雖然現在獲得了保釋，香港終審法院已經批准了這個上訴，但是鄭明軒還是預料到了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艱難的未來。「我們從歷史中了解到，對抗政權壓迫的人總是要經歷漫長而艱難的戰鬥，才能看到一絲微弱的希望。」
八月，黃之鋒（二十一歲）被判六個月監禁，羅冠聰（二十四歲）被判八個月，周永康（二十七歲）被判七個月。如果他們的上訴失敗，將不得不服刑。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莊璟珉認為，這些年輕人最終會被釋放，因為他們已經被監禁了幾個月，而且保釋平復了泛民主派和其他社運人士的一些焦躁情緒。有關這些年輕人被監禁的影響，這位學者認為情況要分開來看，即使是最年輕的世代也是如此。這位學者表示，「有些人不滿意，失去希望，最終疏遠了。有一些還想要改變。」他也參與了由盧兆興編輯的《Interest Groups and the New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一書。
鄭明軒指出，香港正在經歷一個關鍵時刻。他分析：「或是屈服於北京的巨大壓力，或是進一步增加抵抗運動，加強自尊以進行抗議活動。」
記者白傑明認為，現在得出結論還為時過早。他說，「一些更為重要的社運分子似乎已經恢復了力量。其他人則開始害怕不服從政府的後果。」
出版了《Generation HK: Seeking Identity in China’s Shadow》一書的白傑明表示，香港和北京試圖主宰民主氛圍的嘗試，激起了年輕民主人士的反應。這位香港《金融時報》記者說：「儘管如此，有關當局還是認為，在明確的時期，更嚴格的管控和更嚴厲的懲罰最終將阻止社運分子們的行動。」
身份認同
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都是在1997年左右或之後出生的一代人，當時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成為了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他們三個是對抗中央政府權威的派系的成員。他們在2014年對北京發動了一場被稱為「雨傘革命」的政治挑戰——而這場挑戰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的政治挑戰。
這次示威是針對中央政府所提出的選舉行政長官的建議。北京考慮直選行政長官，但有一個要求：只有由（主要是親中共成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預先選出的候選人才能被投票。這個細節使得數以千計的人——大部分是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遊行令香港內城癱瘓近三個月。
羅冠聰在23歲時當選，成為香港最年輕的議員。和其他5位直選的議員一樣，他因為利用宣誓來抗議北京而在幾個月後被取消資格。
莊璟珉解釋到：「這一代人出人意料地更傾向於地方而非國家的身份。」
白傑明認為政權移交後的一代人有一種「身份空白」的特點，並與前代人保持距離。不像父母和祖父母，今天香港的年輕人與中國內地沒有很強的聯繫，他們也不熟悉香港英治時期的歷史。他說：「面對這個身份的虛空，許多人都越來越相信他們是香港的首批也是主要的公民。」
白傑明認為，北京和香港之間政治衝突的日益加劇，滋養且威脅著這一身份認同。 「這一代人對香港的含義有不同的看法和角度。但是我覺得很多人都是為了保護香港的自由和文化而聯合起來的。」
在莊璟珉看來（他亦正在研究反國教的新生青年團體），自梁振英成為行政長官以來，香港與中央政府間的關係日益惡化。他認為：「強調國家和地方的身份認同，聲稱年輕人不夠愛國的方法似乎沒有起到作用。」
但是還是要指出，把政權移交後的一代看做一個整體是錯誤的。 「有年輕人沒有很大的公民責任感。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因為他們的出身或在公立學校唸書接受過親北京教育而認同國家身份的人。」他說。
因此在處理相關問題的時候應該分開來看。找工作、社會流動和職業發展的困難，以及購買或租賃房屋的困境，是分裂為「安於現狀」和「反抗『現狀』」的這代人所面臨的部分進退兩難的困境。那些覺得可以改變局面的人在民主中看到了解決辦法。「他們認為，民主制度可以改變這一形勢，因為他們覺得政府不代表他們。」
中央政府、香港行政長官和能對政治權力產生影響的地方富豪是這代缺乏觀點的人反抗的目標。「考慮到對手的規模、權力和金錢，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鬥。他們為其主張而戰，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社會公正等價值觀，並力圖動員其餘人民共同參與這項事業。」
在澳門，也存在這樣一個約20歲左右的後政權移交世代群體，但與他們與香港的這一世代極其不同。鄭明軒說，「我們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面對與內地的統一，大部分居民也沒有感覺到挫折。我很少看到我們的領導人面對不公平時做出抱怨以外的事情。」
這兩個城市之間的比較是不可避免的。都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與西方國家有聯繫的特別自治區。香港從1997年起不再是英國的一部分，澳門在歷經幾個世紀後，自1999年起，不再受葡萄牙政府統治。兩個城市是親密的鄰居，但對於「現狀」的處理方式上卻相去甚遠。與綽號「叛逆」的香港相比，澳門獲得「好學生」的稱號並非偶然。
鄭明軒指，「我們的人民會有挫折感和緊張感，但這種壓力無法成為一個可以導致轉折的力量。你可以說，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的當選是真正改變的轉折點，但是仍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未來
「一國兩制」模式規定，北京對港澳地區擁有主權，但賦予兩地一定的自治權，例如允許許多內地地區所沒有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法院的獨立性、宗教和教育的自由，都是受《基本法》保護的不可侵犯的權力。 《基本法》集合了澳門和香港在政權移交給中國政府後的頭五十年裡的政治運作規定。那香港在2047年，澳門在2049年將會決定自己的未來。鄭明軒認為，考慮到「現狀」和「政權思維」，在此之前幾乎不會有什麼變化。
還有待觀察的是，當今天的年輕人掌握了城市的權力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他強調，「我們是否會有一個能夠討論和支持希望對我們的未來有更大決定權的運動的公民社會？這是這一代人將面臨的巨大挑戰。我們現在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將決定2047年和2049年後這兩個地區的命運。」
也與《經濟學人》和《每日電訊報》等刊物有合作的白傑明回憶說，保守主義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出現。他預測到，「我們會觀察這一代人是否會發生這種情況。 我的感覺是，內地想要加強『一國』的部分更甚於『兩制』。香港面臨的挑戰將在2047年之前到來。」
在莊璟珉看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政治改革空間，包括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如果北京和港府聽取民眾的意見，而不是「強加國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屬感和愛國主義」。
不過，在香港前任行政長官最近的發言之後，他對這個城市的未來充滿憂慮。 「當梁振英說，以國家的名義殺人不是非法的時，只會降低對內地的國家認同或歸屬感的信念；而且認為是香港的年輕人不愛國，只會創造更多的障礙。」
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已經表示不會放棄。而北京也表明不會繼續縱容，正如白傑明所指出的那樣。 「中國嚴重關切任何分裂主義對國土邊界威脅。香港似乎已經成為關注的焦點。」
蘇爔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