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西方世界可謂委靡不振。我們不單沈醉於政府的小恩小惠，但歐洲的社會福利壓根連美國超級碗的門票都買不起。
這也反映我們越來越被動，為了潛在的商業機會，自身的公民自由和對人權的追求越是不重要了。
中國異見人士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多年來積極倡導中國民主化發展，最近在其11年刑期期間去世。中國當局拒絕他死前幾星期提出保外就醫的申請，他希望到國外尋求治癒侵略性癌症的方法，并解放長期受當局軟禁的妻子。
中國當局對待異見人士的手法，比如劉曉波，根本無人性可言。然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只是措辭謹慎地發出一些外交聲明稍稍批評作罷。
我禁不住想知道近幾年來有多少西方領導人與中國官員關起門來討論劉的情況。機會肯定多的是，包括今年夏天的二十國（G20）峰會，正逢劉的彌留之際。
但似乎沒一位西方領導人會當面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這事情。後來，劉於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政府遷怒於挪威政府，并試圖排斥挪威。西方其他國家并不表達憤怒或表現出作為北約（NATO）盟友國應有的團結。
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方式也不見有西方領導人提出質疑。中國當局似乎有意違反與英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中的義務，就是保持居民生活和制度五十年不變。現在已經威脅到香港的司法獨立權、大學自治及媒體的言論自由。然而，包括英國在內，西方國家對此默不作聲。
為什麼西方國家不願更高調和一致地批評中國的行為？答案似乎就是，錢。
希臘，自豪地聲稱自己是民主的發源地，領導人也大多反對軍政府專權。然而，希臘政府因財務問題，阻止了歐盟在聯合國上對中國人權的批評。因為中方的投資金額可觀，特別是中國遠洋運輸公司（COSCO），於2016年8月收購股權成為雷埃夫斯港口的最大股東。希臘總理阿歷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 ，據報是名激進左派，為了紀念切·格瓦拉（Che Guevara），把兒子取名為埃內斯托（Ernesto） ，成為了中國的一個傀儡。
西方的道德淪喪越發深入各地。歐盟持續容忍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揚言要以非自由主義取代自由民主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在奧班的領導下，接待難民時頻頻違反人權公約，加上社會上的壓力，尤其是那些從國外接收緩助的機構。
中歐大學是最明顯的打壓目標，這所大學由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贊助興建，是一個自由討論、教學及做研究的地方。奧班甚至重推1930年代（與大德意志帝國聯盟時），令人不安的匈牙利反猶太圖片，為的就是妖化索羅斯的型像。但是奧班當年在牛津大學（我是那裡的校監）上學時就領過索羅斯贊助的獎學金，還是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的同窗。
匈牙利奧班政府除了拒絕身為歐盟成員國的義務外，每年還接收來自歐盟的超過50億歐元資助，但投放少於10億歐元作為常見開支。為何歐盟市民要為一個如此輕蔑他人、并將歐盟與蘇聯作比較的國家買單？最起碼，歐盟該應用《里斯本條約》中的條款，因應相關國家違反規則和標準的情形，中止他們部分的話語權。
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iS）的舉措可看出，他們幾乎不關注法律或司法的議題——繼而衍生類似的問題。當地政府正加強憲法治理，目的是為了改變民主的狀況。他想要令法官按政治家的指引去判決，而且不願見媒體大肆報導。我想中國的領導人必很明瞭法律與正義黨的做法。
土耳其，顯然，不是歐盟成員國，將來也不一定能加入，若總統雷杰甫·塔伊甫·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擁戴俄羅斯總統普京，繼續以獨裁鎮壓統治。但是歐盟內似乎對反自由主義的接受度越來越高，一些歐盟領導人可能正思索準備與埃爾多安的土耳其建立更緊密關係。
對外政策的衰落威脅歐盟成員國間共建的價值觀，歐盟不該只是個華而不實的關稅同盟。我們看到1920到1930年間，隨著衰變的衍生，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和動蕩。是時候讓歐洲再次找回其道德指向，在特朗普下台後方繼續與美國同行。
*彭定康
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前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現任牛津大學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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