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里諾．雷雨
1964年，聖多美普林西比
我的父親來自一個非常古老和著名的聖多美家族。他的名字是曼努埃爾．達．格拉薩．愛利斯．雷雨，已在歐洲生活了好些年。我的母親也是聖多美人，但不幸的是她已經離開了我們。我的外祖父是葡萄牙人，但故事已經太老了，一些細節我早已不知道。一般來說，那些去聖多美的人都是和貿易有關聯的。
我的母親照顧孩子，我的父親是首位領導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獨立後全國新聞的黑人導演。
當我讀完高中，等待出國學習的機會期間，我教物理課。我在這個國家待到21歲。曾經有一個去蘇聯研究核醫學的獎學金，但我拒絕了，因為核醫學在聖多美並不非常有用。
1986年，我來到中國學醫。這個過程非常不易，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但是當我們下決心做一些事情時，我們必須堅持到底。
我去往中國的行程是一次無與倫比的經歷。來之前，在里斯本機場，一位葡萄牙人給我說：“我的夢想是去中國”。想象一下，這是在1986年聽到，是關於世界的另一邊。來到這裡的經歷幫助我們成長，我們可以比較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做出的反應，這些在世界另一邊的人們會如何行事。
我花了一年時間在北京學習語言，然後就去了上海，在那裡的醫學大學學習了六年。然後獲得了在澳門繼續深造的機會。我去了澳門衛生局，最初從事於傳染病控制中心，後來做一些醫療培訓。隨後我申請在兒科領域深造，最開始在澳門，然後在葡萄牙。如今，我在私營部門工作。我在澳門結婚，嫁給了一名葡萄牙人，並有兩個孩子。
未來只屬於上帝，我無法說我不會回到聖多美。我想念家鄉的土地。
阿達爾韋托．滕雷羅
1955年，聖多美普林西比
我的母親混有聖多美血統，我的父親來自Zêzere的費雷拉。我的母親是一為家庭主婦，父親是商人。在殖民地，一切東西都能用來貿易，從大頭針到飛機，只要有可能都可以。滕雷羅的大名在聖多美家喻戶曉，因為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若澤．滕雷羅的人，他是聖多美的民族詩人，也是我父親的堂兄。是弗朗西斯科．若澤．滕雷羅把我的父親帶到聖多美。這位母親是非洲人的詩人，去過里斯本，是奧蘭多．里貝羅的弟子，阿德里亞諾．莫雷拉的學生，也是聖多美國家議會的副主席，也是法西斯國民大會。一方面，生活在民族主義這邊；另一方面，他是奧古斯提諾．內托的朋友，和他一起出版書籍。他是一個與許多人的生命並行的男人。
1973年高中畢業後，我離開了聖多美，去了里斯本，並在那裡待到了1983年。我在里斯本理工大學學建築。許多來自前殖民地人並沒有扎根在葡萄牙，我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和一個共有七個里斯本建築師的小組一起來到了澳門，並為政府工作。當我們到達時，從建築的角度來看，澳門比中國內地更為發達。而現在，中國內地比澳門發達。
我和設計師曼努埃爾•文森特一起工作了兩年。擁有這樣的榜樣對我十分重要。
1987年，我開始挖掘自己。（在實施的建築項目方面），我有大約七個項目，氹仔消防站、鮑思高泳池、奧林匹克游泳池、嘉模游泳池、兩個或三個小型建築物、一個大型建築……
回聖多美？不，我認為不會。從離開後就再沒回去過那裡……生活在改變，那是另一種生活。有一次，我問一位年長的人過去的故事，她告訴我：“那是一個生命，現在的我是另一個”。而對於我來說也一樣，聖多美普林西比是另一種生活。
保娜．莫塔
1970年，聖多美普林西比
我出生在馬爾高。我們全家都是來自果我的，父母都是混有各種血統的聖多美人。我的祖父是來自葡萄牙的維塞烏。當時，葡萄牙人離開故鄉去了前殖民地，他去了聖多美，從事貿易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出口咖啡或可可，或其他甚麼。
我的母親曾在統計局工作，而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一起看店，這家店今天仍然在，叫索薩父子公司。
我有許多兄弟姐妹，四個妹妹和三個弟弟，我是老大。我們有每個周末去我父親的農場的習慣。他還喜歡帶我們去瞭解這個城市外的其他農場。開著車，帶著孩子們，做一個郊遊，就這樣度過星期天。
我不記得了獨立時候的事情了，那是我還很小，只知道聽別人講或在電視上看或者讀到。
高中畢業後我開始工作，並結了婚。然後來到澳門，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帶著兩個孩子來到這裡。我的丈夫是外交部編制內的，有獎學金，在澳門學習法律。我本科畢業於歐洲事物研究。最終我們留在了這裡。
1996年，當我到達時，澳門十分不同。我們總是在氹仔活動，區域非常小。甚麼都沒有，有一個間成昌超市。也有舊的凱悅酒店，大學和住宅區。 現在澳門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城市。我們可能會回到聖多美，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目前在聖約瑟大學工作，做所有國際關係的協調，雙邊協議和交流項目工作。除了作為中澳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友人聯誼會的成員，我也是澳門非洲商會的事務總監。
